东北军拥有当时中国乃至亚洲首屈一指的军事工业基础——东三省兵工厂（又称奉天兵工厂）。这座被日本人称为“东方第一”的庞大军工复合体，具备惊人的生产能力，年产大炮150门、步枪6万余支、轻重机枪超过1000挺，以及数以亿计的弹药 。它不仅是东北军的后勤心脏，更是中国国防工业的瑰宝。然而，正是这一战略资产，在事变当晚因“不抵抗命令”而几乎完整地落入敌手。日军轻易缴获了库存的约8万支步枪、4000挺机枪和超过200架飞机 。这一损失是灾难性的，它不仅武装了侵略者，更摧毁了东北军进行持久抵抗的物质基础。

从数量上看，张学良领导的东北边防军无疑是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在其巅峰时期，总兵力号称达到30万乃至40万之众，拥有独立的陆、海、空三军体系，实力仅次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军 。然而事变前夕，在东北境内的正规军总数约为19万人，分布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及热河四省 。张学良为巩固其在中原大战后在华北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已将麾下约11.5万至12万的精锐部队调入关内，驻扎于平津及河北一带。事变发生时，驻扎在沈阳北大营的仅为王以哲的独立第七旅，兵力有限 。

更何况东北军的作战效能（即部队质量）存在严重疑问。尽管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但在1929年因中东铁路问题与苏联爆发的武装冲突中，东北军遭遇惨败。“中东路事件”暴露了其在现代化战争的指挥、协同、情报和作战条令方面的严重不足。这次失败的阴影，无疑会影响其指挥官在1931年面对另一强敌时的信心与判断力，使得他们对与日军全面开战的前景感到悲观。

与东北军的庞大规模形成鲜明对比，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关东军在初始阶段规模很小。其总兵力，包括第二师团的主力、独立的铁路守备队以及部分警察部队，合计不足2万人 。在事变爆发的瞬间，他们甚至没有成建制的空中力量，重武器也相对匮乏，难以支撑大规模的持久战 。

当时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主要是被划分为丙种和丁种的师团，战斗力并非日军最高等级。但这些所谓的“老弱病残”是相对于日军用于太平洋战场对付美英的甲种师团而言的。面对训练和组织水平参差不齐的中国军队，这些职业军人依然拥有显著的战术优势。他们的战术核心是利用东北军的迟疑，以闪电般的行动制造既成事实，迅速瘫痪对方的指挥和后勤中枢。事变当晚，关东军不仅突袭了北大营，还同步向奉天城及南满铁路沿线的多个城市发起攻击，到19日上午10时，已占领了18座城镇。

此外，日本在朝鲜驻有军队，本土也随时可以调动兵力进行增援 。一旦冲突扩大，日本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向东北投送大量后续部队。

因此，1931年9月18日的东北战场呈现“实力悖论”。东北军在兵力、重武器和工业产能上拥有压倒性的纸面优势，但这种优势是一种未能被激活的“势能”。由于错误的战略部署（精锐入关）、瘫痪的指挥意志（不抵抗命令）以及对敌人意图的根本性误判，这种巨大的潜力从未转化为有效的“动能”。相反，关东军虽然在物质上处于劣势，但凭借其清晰的战略目标、周密的战术计划，将有限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东北军的庞大武库和数十万兵员，在没有抵抗意志的情况下，无异于为敌人准备的战利品。

根据张学良本人晚年多次在完全自由状态下的口述历史，他清晰且反复地承认，下达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 。

在1991年接受访谈时，他明确表示：“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无关。”

他解释说，他当时的判断是，这又是一次类似以往的日军挑衅，可以通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外交途径解决，因此命令部队避免冲突，将枪械存入库房。这是一个基于过去经验的致命误判，他严重低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特别是关东军少壮派军官的野心和决心。

如果张学良在1931年9月18日晚下达了截然相反的命令——全力抵抗，战局将如何演变？

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若接到抵抗命令，将不会出现武器入库、束手待毙的局面 。凭借营区的防御工事和兵力优势，他们完全有能力与兵力不足、仓促来袭的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即便是在“不抵抗”命令下，王铁汉团长等少数部队的自发抵抗也证明了东北军官兵并非没有战斗意志和能力 。一场围绕沈阳的激烈巷战和阵地战将不可避免。日军最初的突袭依赖于出其不意，一旦遭遇有组织的顽强抵抗，其进攻势头很可能被遏制甚至暂时击退。日军在最初的战斗中，直到增援部队抵达后才勉强突入北大营 ，这表明其初期兵力确实捉襟见肘。 

这场战斗的核心焦点将是东三省兵工厂。东北军的战略首务，将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这座军工命脉，或者在无法守住的情况下，执行“焦土政策”将其彻底摧毁。成功保卫兵工厂，哪怕只是几天，都将使东北军获得持续作战的弹药补给。而将其摧毁，虽是“壮士断腕”，却能从根本上阻止日军利用其庞大产能和库存物资来“以战养战”，极大地增加日本后续侵略的成本。日军缴获的大量武器装备，是其迅速扩大战果、武装伪军的重要物质基础 。失去这个“大礼包”，关东军的后续行动将面临严峻的后勤挑战。

关东军将付出远超历史的惨重伤亡。日本政府将无法再将此次行动粉饰为“地方性冲突”或“自卫反击”，而必须立即向国内摊牌，承认这是一场战争，并紧急从朝鲜和本土大规模增兵。如此一来，“九一八事变”将从第一天起就演变为“中日沈阳战争”。然而，考虑到日军的战术素养、空中优势（后续增援）以及东北军指挥系统的混乱，沈阳最终陷落的可能性依然很高。但这场抵抗将极大地振奋全国人心，并以鲜血为代价，向全世界揭示日本侵略的真相，彻底戳破其伪善的外交辞令。
如果抵抗不仅限于沈阳，张学良下令动员东北全境的19万军队，进行全面抗战呢？

这将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区域性战争。东北军可以利用广阔的地域和本土作战的优势，建立多条防线。例如，锦州走廊地势狭长，两侧多山，易守难攻，是阻击日军向关内推进的天然屏障 。战争将迅速转入消耗战和拉锯战。东北军在本土作战，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抗日义勇军的兴起也证明了东北人民的抵抗精神 。然而，东北军也将面临一个致命困境：它将被孤立在东北一隅，难以获得来自关内的有效支援。南京政府即使有心增援，也面临着运输线漫长、海路被日本海军封锁的难题，其承诺的军费和部队援助很可能只是“口头支票” 。

面对全线抵抗，日本将进入总体战状态。其反应将是全面而立体的：
1. 军事总动员： 派遣包括甲种师团在内的陆军主力进入东北，以求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绝对优势。
2. 海空封锁： 日本联合舰队将封锁中国沿海港口，切断东北与关内的海上联系，并可能对青岛、上海等重要港口城市发动攻击，开辟第二战线，以迫使中国分散兵力，重演其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的战术。
3. 经济战： 对中国实施全面的经济制裁和物资禁运。

东北军最终可能仍然失败，尽管他们可以进行长达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英勇抵抗，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但在一场全面的现代化战争中，一个地方性军事集团可能无法单独对抗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的日本 。最终结果依然是东北沦陷，华北地区门户大开。

面对一场全面战争，国际联盟的无能将暴露得更加彻底。尽管战争是比“事变”更严重地违反《国联盟约》的行为，但国联的反应模式不会有本质改变：道德谴责、派遣调查团（如李顿调查团）、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决议 。国联的核心机制——“全体一致”原则，以及其缺乏强制执行武装力量的现实，决定了它无法对一个大国的侵略行为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制裁。当时主导国联的英、法等欧洲列强，正深陷于大萧条的经济泥潭中，自顾不暇，完全没有意愿和能力为了遥远的满洲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